时间可以藏进一张老照片里，百余年不散。
采访是在刘阳的工作室里开始的。那是一个比想象中要明亮、干净且有设计感的空间，墙上挂满了黑白影像，桌上摆放着几本照片图录。他没有急着讲自己新出版的书，而是兴致勃勃地从光线昏暗的小仓库搬出一个老旧的木盒子，戴上白手套，小心翼翼地从中取出一片比手掌还大的玻璃。他对着光举起它，像是在审视一段被封印的时光。
“19世纪的玻璃底片，很脆，原装的，在胶片发明之前就用这个。”他指着上面隐约的影像，“当时的宣武门教堂，至今依然清晰。一张玻璃底片，相当于当时普通北京老百姓一个月的饭钱。”
这是19世纪法国外交官谢满禄留在中国的东西，也是刘阳收藏中最重磅的宝藏之一。紧接着，他又变戏法似的拿出几台造型古怪的古董观片器，指引记者凑到镜头前——“你试试这个，能看到立体的老北京。”在经历了反复的调整后，记者终于从两张近乎一模一样的照片里，看到了一个呼之欲出的、立体的城门。那一刻，仿佛不是在看照片，而是透过一台时光机器，站在了百年前的城门前。
“立体照片的魅力就在这儿，”刘阳笑着说，“它让一张照片变成了一个空间。很多人收藏老照片只看个热闹，但你一旦‘进入’那个空间，感觉就完全不同了。”这个充满仪式感的开场，像一把钥匙，为我们打开了他那个拥有20余万张藏品、横跨百年的影像王国。
中国圆明园学会学术专业委员会委员刘阳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。
等待百年的归途
不久前，中国圆明园学会学术专业委员会委员刘阳编著的《北京中轴百年影像（典藏版）》出版，书中很多照片为首次在国内公开发表，见证着他二十余年收集老照片的一角。
这场收藏冒险的核心，是找到谢满禄留下的宝藏。
谢满禄是法国贵族伯爵，1880年至1884年间以外交官身份驻扎北京。这个身份，让他得以出入皇家禁地与王府高门。在短短四年里，他留下了超过1400张原版玻璃底片与蛋白照片。“后来我们再去研究，发现他在中国实际待的时间只有两年。”刘阳说。
“在谢满禄被发现之前，我们以为1860年到1900年，这40年北京只留下了不到300张照片。”刘阳说，“谢满禄在两年时间内拍了1000多张，这在当时简直是天文数字，意味着平均两天至少要拍一张照片。当时一张照片的拍摄难度和携带难度，远远超乎我们想象，去哪都要带着玻璃底片，还要把玻璃底片完好无损地带回来，玻璃底片是有一定重量的，技术的落后大大限制了当时摄影师拍照。”谢满禄照片的发现，几乎改写了19世纪北京摄影史。
刘阳在介绍一张玻璃底片。新京报记者 展圣洁 摄
为了这组档案，刘阳追踪了二十余年，最终在2021年中贸圣佳顶级影像专场拍卖中，以494.5万元成功竞得整套1419张原版馆藏级照片，创下当时国内历史影像单件成交最高纪录。此前，刘阳还分两次买下了几百张玻璃底片。“第一次，玻璃底片是和圆明园龙首一起出现的。第二次，玻璃底片和照片一起上拍，但照片被法国公司买走，失之交臂了。”
直到一年半后，这批相册竟被当作钢琴的防撞填充物漂洋过海来到中国，才最终被他发现并斥资拍下。“中国人从法国订了一架古董钢琴，怕磕碰，这些很厚的相册被当成挡板塞在钢琴几个角上，连钢琴一块运回来了。这家中法贸易公司觉得东西扔了可惜，就拿到拍卖行碰碰运气，结果被我在拍卖行发现了。”
至此，这套珍贵的影像档案终于回到了它的拍摄地。“谢满禄的拍摄完全出自好奇，不像别的摄影师一样分门别类地拍，在大街上可能随便架上机器‘咔嚓’一下，正因为这样，留下了很多建筑唯一存世或最早的照片。”刘阳说，“比如，他拍下了最早的大觉寺照片、东交民巷内德国使馆和英国使馆唯一照片。他还是圆明园的粉丝，拍下了圆明园一些建筑彻底被毁前的唯一照片，这是最珍贵的照片，对研究圆明园的历史变迁意义重大。”
谢满禄拍摄的北京西山大觉寺憩云轩，此轩为乾隆十二年（1747年）重修大觉寺时所置。轩名为乾隆皇帝所赐，源自他的诗句“我憩云亦憩，此意谁能知”。憩云轩匾额也由乾隆皇帝御题，这是目前已知拍摄时间最早的大觉寺照片。受访者供图
《北京中轴百年影像（典藏版）》里，呈现了谢满禄拍摄的地安门、大清门等，都是首次公开的高清珍稀影像。“总体来看，他的照片呈现了19世纪80年代初期、五花八门的北京。他拍得越杂，越能看出北京的多元化。从中国的官员，到匠人、手工艺者，再到当铺伙计、厨师、马夫，甚至大街上的乞丐、光着屁股的小男孩，都被他记录下来，给我们研究19世纪80年代中国人的风貌、服饰及行业留下了非常重要的参考资料。”刘阳表示。
定格的时间刻度
《北京中轴百年影像（典藏版）》里，870余张照片构成了一部“纸上影像博物馆”。为了这本书，刘阳从自己上万张高清照片中反复筛选，最终确立了“每个点位都要有，且要体现变迁”的原则。
书中最震撼的，是一张长达1.5米的拉页。它由1860年战地摄影师费利斯·比托拍摄的六张蛋白照片拼接而成，是现存最早的北京内城全景图。刘阳从美国高价购回了它的电子版。
照片中，棋盘街东侧的各部衙门屋宇、棋盘街西侧的各府房舍，还有棋盘街周围的铺舍房都非常清楚。东、西江米巷的房屋鳞次栉比、整齐簇新。当天的能见度很好，从前门城墙上北望天安门、太庙、紫禁城、北海白塔和内城的城门楼，甚至远处的西山都清晰可见。整个北京的天际线和谐、恢宏、庄严、肃穆。
“1860年，北京城内几乎看不到任何西方建筑的影子，这张照片是最古老的北京的真实影像。仅仅过了一两年，就开始修电线、有西洋马车了。”从老照片中可以看到，1760年到1860年这一百年，北京变化不大；但1860年到1960年，北京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书中还收录了许多“唯一”的照片——天桥、永定门被拆除之前的影像，地安门在八国联军侵华中被毁后尚未复建的样貌，“全世界可能就只有一两张”。书中收录了故宫40张照片，每张都有变化：“乾清宫曾经有过电灯，是慈禧和溥仪时期装的，到了20世纪50年代，被认为破坏了整体格局就卸了，现在你去乾清宫看不到任何近代的产物，但老照片把它记录下来了。”
“以前，我们研究中轴线上的遗产点，比如景山，觉得放一张照片就够了，后来才发现，20世纪20年代、30年代和50年代的景山是不一样的，通过比对照片，可以看到亭子什么时候还在、什么时候没有了，牌匾什么时候丢了等等。还有，故宫的御花园以前是为皇帝服务的，不像现在那么空旷，从老照片中可以看到栅栏。”刘阳表示，通过书中的老照片，可以了解北京中轴线的历史、人文、社会及建筑变迁，感受“帝王之轴”的文化。
划开迷雾的影像“手术刀”
在刘阳看来，影像史学最大的魅力在于它能“纠偏”。它能像手术刀一样，剖开层层文字迷雾，直抵历史的真实。
他讲了一个关于地安门的故事。“我们一直以为地安门是1955年被拆除的，”刘阳说，“但通过老照片我才发现，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时，日本部队用炮火把它炸毁了，没有被记录下来。”从老照片中看到地安门的位置是空的，刘阳当时就蒙了，百思不得其解，后来翻到金启孮先生的回忆录，提到他的叔叔当时负责守卫地安门，寡不敌众失掉了城门，被发配东陵永不得录用。“文字和照片相互印证，这才是真实的历史。”
太和殿宝座的故事更加传奇。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时，慈禧太后和光绪帝跑了，日本随军摄影师小川一真进入了从未对外国人开放过的紫禁城，拍下了太和殿皇帝的宝座。这张照片拍完仅仅11年，清王朝就灭亡了。袁世凯复辟时，为了彰显“汉人皇帝”的身份，扔掉了清朝的宝座，换成了西洋沙发，还撤掉了乾隆的御笔对联。“西洋沙发长什么样，我以前不知道，在我的书里就收录了。”刘阳说，这个西式宝座一直搁到了20世纪50年代。
日本随军摄影师小川一真1900年拍摄的太和殿皇帝宝座，此时的太和殿宝座、匾额、对联均为清朝原物。受访者供图
新中国成立后，工作人员根据小川一真1900年拍摄的老照片，从库房里的24个宝座中，比对出并经过十年修复了现在我们看到的宝座。袁世凯的宝座被扔到了清东陵，如今早已损坏。2007年故宫为迎接奥运会大修，要恢复太和殿的历史原貌，但乾隆对联的样式没有资料可考。“我们又找出小川一真拍的照片，清晰地记录了乾隆对联，就通过这张老照片恢复了现在太和殿里对联的样子。”
太和殿袁世凯宝座。受访者供图
“一张老照片，既记录了故宫、中轴线的历史，又让故宫完成了好几次历史原貌的恢复。”刘阳说。
还有一个有趣的例子。在义和团运动中，前门被烧的只剩平台。为迎接慈禧和光绪返京，文字记载，中国工匠用藤萝架子搭了一个1:1的前门楼子以假乱真，保证了两宫回銮的气势。“我也这么认为，觉得好牛。结果后来通过老照片发现，实际当时只是搭了一个牌楼而已，跟复原出一个1:1的前门完全不是一回事。”刘阳说，“也许是以讹传讹，也许记录出现了偏差，但影像学不会有错，那时没有PS这一说。”
1901年12月，为迎接两宫回銮而搭建的临时彩棚。受访者供图
慈禧回銮后复建前门，用的是中国最古老的营造方式——房子有多高，木架就搭多高。“老外没见过，觉得中国人盖房子好神奇，就用相机把前门修复的过程都拍了下来。”这是中国最后一次用传统方法修城门，这种技艺如今已经失传。“相机把这种建造方式真实地保留了下来，对我们研究古人建造高大建筑的方式，以及未来按古法复建古建，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参考资料。”在刘阳看来，这就是影像学的魅力。
与时间赛跑的“记录者”
刘阳的收藏之路始于好奇。作为互联网时代成长起来的“80后”，他早年通过BBS与海外网友交流，看到了大量外国人翻拍的中国老照片。“老照片一刹那，胜读万卷书。”当时，刘阳就有预感，这是研究北京的一种新的方法。从第一张老照片开始，他便一发不可收拾，用相机和老照片回望、感受北京发展的历史。
关于出版，刘阳最初有一个“三横三纵”的计划：中轴线、长安街、东四一条街、西四一条街、平安大街、广安大街，把北京所有重要的历史地点和建筑都串起来。“没想到中轴线申遗成功，《北京中轴百年影像》这本书一下子成了热点，一直在补充新照片，已经更新到了第三版，也就是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《北京中轴百年影像（典藏版）》，比第二版又增加了100多张照片。这本书里既有中轴线，也有两边延长线上的建筑，既弥补了中轴线照片和资料的空白，又丰富了中轴线的内容。”在编撰上，他知道，单单列出照片的时间、地点是不够的，要能讲出照片所处的历史背景，“知其然，更要知其所以然”，才能真正盘活影像资料。
《北京中轴百年影像》书籍内页。新京报记者 展圣洁 摄
为了保持研究和输出的状态，他给自己定了个目标：每年女儿生日都要出一本书作为礼物。“从她出生写到她结婚，这样至少能保证每年都不偷懒。”这个浪漫的承诺，催生了近20本关于圆明园、三山五园、中轴线、王府等的著作。
“这些照片如果不加以整理，可能永远躺在我的私人相册中，直到相册毁掉都不会被别人看到，但也许这张照片就是某个景观最重要时刻的记录。”刘阳说，“行业、领域不同，观察点也会不一样。如果你研究人类学、社会学，可以了解当时人们的生活状态及文化。如果你研究交通，可以看到20世纪40年代之前，中国人是靠左出行的，1946年之后才靠右行走，并延续至今。通过书里的影像，可以丰富各个领域对北京城的研究。”
在刘阳的世界里，每一张老照片都不是一张安静的纸，而是一个喧嚣的、活着的、等待我们去凝视的过去。时间在那里折叠，光影在那里重生。而我们，恰好站在了它与未来的交汇点上。
新京报记者 展圣洁
编辑 张磊 校对 卢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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